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黔财有话说（ID：gh_2da88ac3953e），作者：塞冬，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8年，全国出生人口1523万，比2017年淘汰了200万整。没有像此前许多人预期的那样跌破1500万，这个数字还成。
统计局的公报里包罗了这样一段话：
“从年龄组成看，16至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972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4.3%；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
简朴盘算下就是：2018年，我国16岁以下人口的比重（17.8%）首次低于了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17.9%）。
1990年的日本，60岁以上人口占比17.5%，比2018年的中国略低；0~14岁人口占比18.2%，比2018年中国16岁以下比重略高。如果都接纳同年龄段口径，则比中国还要再高一些。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水平，大致希望到了日本1990年左右的水平，比1990年的日本略严重一些。
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如上表所示：从1990年到2017年，日本0-14岁人口占比从18.2%下降到12.3%，60岁以上人口则从17.5%上升到了33.9%——老人的数量靠近儿童的3倍。
凭据此前的文章：《别笑话日本，我们的少子化未来得更惨烈》，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历程会比日本走得更快一点，中国未来20~3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走势，会类似略微加速版的日本1990年至2018年。
1990年，日本人均GDP4.75万美元（换算成2018年美元），2018年的中国人均GDP约1万美元，沿海焦点发达地域约2万美元，划分是其时日本的1/4和1/2不到。
塞冬此前的文章曾有过总结：
1. 中国是世界上很稀有的“未富足低出生率”国家，和中国类似的只有一些前苏联、东欧国家、几个小岛国，以及泰国，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都较量低迷。
2. 世界历史上，通常到达中国当前年龄结构的地域，全都进入低速增长甚至停止增长。
3. 现有的发达经济体，在其跨过中等收入阶段的时期，都比当前的中国年轻许多。
4.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周期和经济周期有较强的同步性。人口岑岭时期，经济通常高速生长，人口低谷时期，经济通常陷入低迷。
那么中国经济也会因为老龄化和少子化而陷入低迷么？中国会不会因为人口问题而无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对此，塞冬的看法是：
说起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人们经常会拿中国和日原来对比，但这个较量工具可能是有问题的。
相比于日本而言，中国的发达地域在土地制度、教育和工业模式上更类似于韩国+新加坡+香港的组合。
和这些中小规模经济体差异的是，中国是个巨型统一市场，这会带来许多方面本质上的差异。
基于以上特点，中国的经济仍会保持增长、发达地域的工业升级仍将继续，越来越多的前沿制造业会迎来突破，我们的宏观目的也将逐步告竣。
可是，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历程会比日原来得更快，年轻人的压力会更大、婚育意愿会更低，中国的发达地域将普遍成为高效、紧张、压抑的高度发达社会。
话不多说，下面继续用数字说话。
统一大市场
和其他“未富低出生率”国家和地域差异，中国是全球体量最大的单语言统一市场，这会带来以下奇特性：
1. 人财物自由流通，马太效应显著，年轻人口一连涌入中心都市，多数会/特多数会保持年轻和活力。
2. 巨型市场催生出金字塔尖的超高收入行业，让前沿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不停升级。使得在中国这样一小我私家均GDP不到1万美元的生长中经济体能降生出远超一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岗位。
3. 发达地域在保持年轻和活力、拥有超高收入岗位的同时，也有在财政、社保和基建上反哺其他地域的义务——人口向上走、财税往下流。
4. 再配合上全球稀有的限制多数会规模的土地制度。（参见：《我们并不是“掷中注定要住拥挤的屋子”》）
这四点造就的效果就是：相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一方面中国多数会的吸引力会更强，而另一方面中国多数会的生存难度会更高。
因此，在讨论我国的婚育和人口话题时，需要特别注意这一奇特性所带来的影响。
和中国体量相似的是欧盟和美国，但它们都没有完全满足上述四点条件：
欧盟人、财、物自由流动，但语言不统一、成为统一经济体的时间也不长，这使得欧洲的人口流动比中国要弱。
欧盟的中等以上国家（和省可比），人均GDP相差3~4倍，比中国各省差距更大（江浙vs云贵甘2~3倍），按理说应该带来更大的人口流动性。
可是，在欧盟中等以上国家中，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如罗马尼亚，从苏东剧变至今人口淘汰了13%，而中国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如贵州省，户籍人口在省外的比重高达20%。如果中国没有多数会的户籍和土地约束，落伍地域人口流失比例还会更大。
欧盟的财政不统一，这使得欧盟发达地域对落伍地域的财政津贴规模比中国少得多。10年前希腊发作债务危机，欧盟和IMF对希腊提供了1100亿欧元的贷款援助，10年后这一援助计划走向尾声，平摊到每年100亿欧元出头——只是贷款，不是白送。
而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是这样的：
最后，由于语言不统一，欧洲无法形成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除伦敦的金融中心外，欧洲没有中美这样规模庞大的互联网超高收入群体，都市和工业的马太效应没有中美这样严重。
欧盟最大的都市区伦敦和巴黎，人口在1200~1400万量级，美国的人口是欧盟的65%，但最多数市区纽约到达2000万量级（MSA口径）。
”一体化“带来的优缺点，在欧友邦家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争吵中已经讨论得很清楚：
深入的一体化、精英人口集中，能带来有竞争力的高端工业（互联网、金融、科研、文娱），但会让地域和阶级之间的差距拉大，落伍地域人口快速流失、愈发没有希望。
到底是追求小国寡民的小确幸，照旧追求大一统经济体带来的高端效应，这是欧洲各国/各阶级之间不停博弈的话题。
美国是3亿+人口的大一统经济体，马太效应显著。美国近15%的人口生活在top3 都市区，近40%的人口生活在top 20都市区。
美国早已完成都市化，但至今仍在”多数会化“。同时信息中心和权力中心的收入远远甩开全国平均水平——在这一点上中美是很相似的。
下图是美国人口top25都市区（MSA口径）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情况。互联网中心旧金山和首都华盛顿遥遥领先，都是10万美元级别。排3~5名的划分是：科教中心波士顿（8.5万），互联网副中心西雅图（8万），首都副中心巴尔的摩（7.8万）。
虽然美国也有大一统巨型经济体的马太效应，但美国和中国的差异在于：不人为限制特多数会规模、绝大多数地域没有刚性土地约束（少数地域有Urban Growth Boundary，都市生长界线）。美国群众在特多数会扎根、在特多数会郊区拥有独栋的难度相对更小。
同时，美国财政的转移效应更多体现在阶级而不是地域，常住人口增加的地域，财税和公共服务也随之增加。没有中国这样显著的“人税疏散”、常住人口向上走、公共服务往下沉的现象。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奇特性对婚育意愿可能带来的影响：
统一大市场让都市化和多数会化越发迅速，人们被浪潮裹挟，不满足于小地方的小确幸，而是一代又一代努力向上流动。
统一大市场带来大量边际成本低、规模效应大、人均掌握资源和信息量多的超高收入岗位。虽然全国人均GDP尚未到达1万美元（欧洲落伍地域水平），最富足的京沪人均GDP也刚摸到2万美元门槛（欧洲中等偏下水平）。但多数会的高收入群体经常会感伤——欧洲的收入并没有多高啊。
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是42万人民币（税前），家庭税前年收入75万人民币可以打败3/4的美国家庭，120万可以打败90%，160万可以打败95%。
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富足的一档，人均GDP比英法德横跨40%~50%，打败大部门美国家庭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家庭收入的顶端。
许多多数会中产阶级看到上面的数字都市发出这样两个疑问：
税前42万就能打败一半美国家庭？是不是低了点。42万扣完税和生活开支后，在强二线买房都得攒良久，就不用说一线了。
多数会中产家庭拿着全球最顶尖的打工收入、生活在一个生长中国家，按理说应该绰绰有余，为什么还会那么焦虑？
第一个是土地控制的老问题，不再赘述。可参考此前的文章《我们并不是“掷中注定要住拥挤的屋子”》《生存空间零和竞赛，一线住民磨难行军》。
第二个问题，塞冬想制造一个看法——“大市场荷兰病”：
一边是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人均月可支配收入2352元（包罗非劳动力人口）这样一个并不算富足的基本国情（泉源：国家统计局），另一边是中小生长中经济体里很是稀有的大规模“高级打工权”。
”荷兰病“是指荷兰曾因油气出口收入大增而对其他工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争夺其他工业的劳动力，降低其他工业的竞争力。
ps：在通常意义上，“荷兰病”更多指的是自然资源类“低级工业”太过繁荣对中高端工业带来的影响。塞冬只是想借用一下这个看法，这里的“荷兰病”对应的并不是低级工业，而是相反。
统一大市场超高收入岗位对婚育带来的影响：
1. 许多年轻人愿意泯灭更多青春去博一个几率很小的“好未来”，不停追求更高的学历和更大的都市。
2. 已经身处好坑里的多数会中产家长，为了制止子女跌落到收入少一个数量级的“社平人为岗位”，不得不投入极高比例的家庭收入用于子女教育，形成一个渴望子女继续“高级打工权”的教育军备竞赛。
3. 超高收入岗位让多数会/特多数会的吸引力变得更强。但多数会土地约束 + 财税/公共服务下沉，让多数会年轻人的婚育能力进一步下降。
财税下沉的规模有多大，我们来看一组数字。下面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相对GDP比重最大的15个省市区：
巨额转移支付的效果是：
全国同岗位同级此外财政供养人员，人为差距不太大，甚至艰辛地域更高。
财政供养人员大多常住于城镇。特此外，对于工业落伍地域而言，财政供养人员的投资和消费，就组成了该地域城镇经济的主力支柱。
相对落伍地域体制内岗位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水平的几倍，普遍存在对体制内岗位的崇敬。
分析我国各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可以发现这样的纪律：
拜转移支付所赐，全国各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大。只有少数体制外工业发达的地域收入很高——长珠三角、京津、山东半岛、福厦等。
全国农村的平均收入差距极大——云贵、广西、湘西、甘南、藏区，太行山区、中原塌陷区等地，和发达地域农村差距显著。
对于大量吸收转移支付的相对落伍省市区
而言，在许多人的语境里，“有份正式事情“基本等同于进入体制内岗位且有体例。
以贵州省为例，2017年，国有单元的在岗职工平均人为到达8.45万元/年，是人均GDP的2.22倍（不是同一个看法，只是数学意义），而上海的这一比例则只有1.17倍。贵州国有单元的平均人为，和上海市总体的平均人为差不多（98.7%）。
贵州省平均人为凌驾8万元/年的国有单元种别如下图所示，总人数137.8万，只占贵州总就业人员的6.8%。在这137.8万人中，公共治理、教育、卫生三个行业就占了85%——公务员、西席、医生，是落伍地域的主流好出路（数据
这也切合转移支付的初衷：尽可能让全国各地的公共服务越发平衡，不能因为收入差距过大而让落伍地域的公共服务和教育医疗系统瘫痪。
客观上，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在占全国人口多数的相对落伍地域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体制内高收入群体。
如果说金融和互联网是特多数会群众追捧的高收入行业，那么体制内体例就是相对落伍地域群众对子女的最大期盼。
体制外群众思量的是“如何让孩子跻身正规事情”，体制内群众担忧的则是“如何让孩子继续正规事情”。无论是向上的期盼照旧防止跌落的担忧，都市让竞争加剧。
中西部多数会对教育的军备竞赛也不比一线都市轻松几多，京沪群众们担忧的问题在小地方也差异水平地存在。塞冬和老家的体制内家长们谈天，各人理想中的子女教育打怪升级路径如下，为了能实现这条路径，许多人无力生二胎：
学区房 -> 好小学 -> 课外补习 -> 好中学 -> 一本及以上大学 -> 加入公务员和国企考试，获得一份“正规事情”。
于是，上面提到的“荷兰病”、以及由此导致的学区房和课外班的经济压力，就不止是一线都市的专利了。
巨额转移支付一方面让相对落伍地域有了不少高收入岗位，另一方面也让相对发达地域的财政难以支撑新流入人口的公共服务。
买房难、建档难、就医难、入托难、上学难......不只是东部发达多数碰面临这些问题，中西部多数会的情况也类似，转移支付也发生在省内。
照旧以贵州省省会贵阳为例：
前段时间，致公党贵阳市委向政协聚会会议递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贵阳市学前教育事情的建议》。文中的数据显示：
贵阳市两城区的幼儿园中，外来孩子占比高达47%，而全市幼儿园的在园儿童中，只有31%在公立幼儿园。全市共有小区335个，其中181个未配建幼儿园。
“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困难和矛盾依然突出，任务依然困难。”
年轻人向上移动、财税向下移动，资源和人的不匹配，让年轻人集中的多数会婚育压力增加。
以上奇特性（大市场马太效应/“荷兰病”、人口和财税流动偏向相反、多数会土地约束）造成的效果就是，无论用怎样的维度来对比，中国现在的生育率都是相对较低的：
维度1：如前文所说，中国是少少有的未富足低出生率国家。如果把曾经富足过的前苏东国家排除掉，那中国和泰国就是全球唯2的“不富足、也未曾富足过”的低出生率国家。
维度2：中国大陆周边的东亚国家和地域（日韩台），在和中国生长水平类似时（美元名义GDP），生育情况普遍好于当前的中国（如下图）。
维度3：美国亚裔和白人的总和生育率都在1.6左右，亚裔移民美国后普遍比母国生育率更高。
美国同样是巨型统一市场，人口和工业的集中效应极高，但由于财政和公共服务更多随人走、少少有土地约束，这让美国在早已完成都市化的今天，许多地域的人口迁移速度并不亚于仍在都市化历程中的中国。人力资源在空间上的高度市场化配置，有利于工业结构的快速转换和不停升级。
在本节的最后，塞冬想强调的照旧这个老看法：
人口随工业流动，公共服务和住宅用地随人口流动，随行就市，让资源更合理地分配，让流动中的年轻人获得更多生存空间和公共资源，才是王道。
高教快速普及
中国的另一个奇特性是高等教育的普及速度，先来看一张图：
可以看到，中国在短短10年内（2007年~2017年）就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含大专）从20%到50%的跨越，比日本、美国和全球同时期的速度都要快得多。
我国的85后人口中，只有15%~20%有时性能读大学，而95后则攀升到了40%~50%，主要原因有两个：
1. 85后高考时，全国高校每年录取300万~500万人，95后高考时增加到了700万量级。
2. 最重要的是，全国出生人口从85后的2300万~2600万快速降低到了95后的1400万~1600万，打了6折。
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从全球履向来看，是普遍和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率高度正相关的。
注意，这里不是说大学入学率的提升是坏事。
上一节讲的统一大市场和本节讲的大学入学率飞速提升，这两点都是我国能一连举行工业升级的重要前提，下一节将重点讲。
先来看两张图，感受一下周边发达社会的未婚率：
如上图所示，30岁~34岁的香港男性中，从未结过婚的比例达49.4%，基本占一半。日本是43.9%，台湾则高达59.4%，新加坡最低，也有37.4%。
30岁~34岁的香港女性中，从未结过婚的比例是37.4%，日本是32.7%，台湾仍然最高，为42.5%，新加坡最低，为25.4%。
把年龄段再提升5岁，35岁~39岁的港台（地域）韩男性中，仍然有1/4~1/3男性从未结过婚。女性的比例低一些，也有1/5~1/4女性从未结过婚。
再来看受教育水平和未婚率的关系：
从上图可以看出：
已往20多年，香港各年龄段的未婚率都有显著提升。
详细到差异学历人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香港女性中，35岁~39岁仍未完婚的到达27.3%，而只接受过小学教育的香港女性，该比例只有6.2%。
男性则没有这样的区别。在大年龄组别中，差异学历的男性从未完婚的比例是靠近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完婚率比只有中学学历的还更高一些。
最后再看一组“陆港配”的数据：
如上图，香港婚姻中一半出头是香港当地人内部婚配，陆港婚配的比重也很高，恒久相当于当地婚配的8成以上。在所有陆港配中，港男陆女的数量是港女陆男的2倍（20年前是10多倍），这在一定水平上反映了陆港经济差距的缩小。
把香港替换成大陆多数会，数据的趋势可能也是类似的，也切合人们的知识：
1. 高学历女性大比例晚婚、不婚。
2. 高学历男性的完婚率并不比中低学历男性低、甚至可能更高。
3. 在婚姻市场上，外地女性净流入。
再来看一组上海的数据。
凭据2018年底上海宣布的《革新开放40年女性生长调研陈诉》，上海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划分到达30.3岁和28.4岁，比10年前划分提升了5岁和5.4岁。上海的初婚年龄已经到达欧盟平均水平，凌驾美国、英国、法国。
相比10年前，各年龄段男性青年有配偶的比例变化不大，而女性在25岁~29岁年龄组降幅为11.5%，30岁~34岁年龄组降幅为7.6%。
从2013年到2017年的4年时间里，中国的初次完婚人数下降了26.8%（中国统计年鉴2018）。
如今中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介于26岁~27岁之间（六普全国近25岁、近年来多地平均增长1.5岁~2岁）。
因此在2013年~2017年，初婚的主要照旧85后，其时的出生人口还没开始大幅断崖。
未来5年~10年，一方面初婚主力人群变为数量比85后打6折的90后和95后，另一方面，年轻人高等教育入学率翻番、快速城镇化带来的晚婚晚育、不婚不育比重大增，每年的初婚人口还会继续下降。
因此，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都只是个开始。
已往几年，由于85后人口岑岭和二胎放开后的突击生育，我国出生率大降的趋势还没完全显现。
以2017年为例，出生人口只比2016年淘汰了60多万，主要原因是全面二胎放开后，二胎出生增加了162万，而一胎出生则淘汰了249万，比上一年少26%。
塞冬的预计是，3-5年内我国出生数量会降低到1000万~1200万量级，死亡人口凌驾出生人口，全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其中，偏远地域、下层、人口流失地域将首先感受到出生人口断崖的寒意。
这里先举一个较量极端的例子——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在2010年人口普查时，常住人口537万，2012年修订2020年都市总体计划时，预计到2020年常住人口到达574万。
然而效果却是，2017年齐齐哈尔常住人口只有534万，比上一年淘汰10.5万，比2010年还要少3万。
2017年，齐齐哈尔作为一个500多万常住人口的都市，小学入学人数只有2.8万（2010年时尚有4.2万）。每年上学的小孩人数只有总人口的二百分之一量级，人均活到200岁才气实现人口不减。
小孩出生数量也差不多，一年3万左右，出生率（出生数/总人数）是日本2018年的78%。
整个黑龙江2017年常住人口3789万，年出生23.5万，出生率是日本的85%。
在全省普遍老龄化、少子化、人口外流的同时，剩下的人口但凡有点能力的都在向哈尔滨集中，哈尔滨的出生率虽然也不算高，但能到达全省平均水平的124%。（
于是又回到上一节的话题——中心都市、省会，在普遍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同时，仍能一连保持年轻和活力。
而统一大市场所带来的年轻人口层层向上集中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急速提升，也为我国中心都市群的工业升级提供了富足的后备气力。
工业升级模范
有一部纪录短片叫《是谁偷走了台湾的薪水》，片中讲述了两位台湾地域年轻人的选择和困惑：其中一位漂在台北，拿着折合人民币约8000元每月的薪水，而另一位则去了韩国首尔，月薪约1.5万人民币。
片头是韩国和台湾地域20年的变迁，台湾地域被韩国赶超，从高薪社会变为相对低薪。
左图女生结业后漂在台北，右图女生勇敢走出去到韩国打拼。
首先，是首尔打工女的自述：在韩国1.5万RMB一个月很普通，但在台湾地域来说却是很高的薪水。
然后是台北打工女的无奈，以为人为只能养活自己，没措施攒钱买房，也无法赡养怙恃。
她以为台湾缺乏高薪就业岗位，结业起薪5千RMB，想受苦赚大钱也没地方可吃，这一点和大陆的中小普通都市是蛮像的。
首尔打工女则认为，韩国虽然收入高但压力也很大，并没有以为很快乐。平时生活很节俭，虽然一个月1万5，但全身上下衣服加起来也不到200人民币。
除了上面两位台湾年轻人外，记者还采访了一位韩国年轻人，她在LG事情，月收入约1.8万人民币。她讲述了自己通过艰难面试挤进大企业的故事：
每年几十万韩国人竞争五大巨头企业的职位：三星、LG、SK、乐天、现代，录取率极低。
没有好文凭就进不了大企业，进不了大企业就拿不到高薪水，拿不到高薪水就应付不了高物价的生活，所以必须从小补习到大，一路名校过关斩将。
可以看到，韩国的情况和前面所说的”超大市场荷兰病“是类似的：
巨头企业形成高竞争力工业，带来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岗位。
巨头企业的高薪水让多数会吸引力更大，同时生存难度也更大。
为了进入少数巨头企业，不得不从小到大投入高昂的教育和培训成本，花费很大精神和成本加入竞争。
最后，虽然韩国的生存压力更大，但低薪水的台湾照旧成了首尔打工女回不去的家乡：
看到这里许多人会问：韩国这个5000万人口的中型国家为啥也会发生塞冬你说的”大市场荷兰病“？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韩国的特点：
1. 高度融入全球市场、主动迎合大市场需求，不做自成体系的自闭玩家（如日本）。
2. 政商团结、举国之力扶持巨头财团，在融入全球的同时，在诸多领域一连保持高竞争力，从追赶者逐渐成为引领者。
日本在许多领域经常是自成体系、点错科技树、一条路走到黑，一些产物和商业模式只在日本玩得转，却错过了更辽阔的全球市场。相比起来，韩国则越发主动拥抱和依赖其他大市场。
2017年，韩国的GDP只有日本的33%，但货物收支口额却到达日本的76.8%。
台湾地域的人均GDP在1992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则要晚3年。而到2017年，韩国的人均GDP已突破3万美元，台湾地域则只有2.4万美元，韩国成为东亚地域继日本以后第二小我私家均GDP突破3万美元的中等以上经济体。
“融入大市场” + “扶持大财团”，让韩国以中等体量、借全球市场，在许多领域成为世界级的重要玩家，乐成实现工业升级。
韩国的高竞争力工业此前先容过许多，详细参见《当不靠谱数据遇见超乐观预计——林氏“吉林药方”一周年（下）》《破局“中国芯”》两篇文章，这里不再赘述。
韩国可以说是全球最乐成的后发国家，是二战后唯一一个从后进生到人均3万美元的中等以上国家。
除了巨头企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高以外，韩国尚有几个特点：
1. 人口高度集中：浙江和韩国的面积和人口都较量相似，首尔都市区的面积是杭州行政区的70%，人口到达2500万+，占全国的一半。
2. 制造业占比大：韩国是全球制造业占GDP比例第2大的中等以上国家，仅次于中国，是发达世界里制造业比重最高的。
3. 生育率最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倒数第一，TFR只有日本的81%、千人生育率是日本的90%出头。韩国的生长阶段比日本略低，但少子化历程却比日本更快。
4. 高事情时长：凭据OECD的数据，韩国是发达经济体中事情时间最长的，平均事情时长是美国、日本的116%~124%。
5. 移民率极高：韩国是发达世界中极稀有的大量对外移民的国家，韩裔美国人的数量在21世纪增长了近8成，约4%~5%的国民恒久生活在美国，而同期日裔美国人的数量持平略跌。韩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并没有降低人们移民脱离韩国的意愿。
6. 自杀率极高：凭据WHO的数据，韩国的自杀率排全球第10、发达国家里第1，是日本的1.4倍、美国的1.5倍。
7. 高教快速普及：在主要经济体里，只有韩国能到达中国的高教普及速度（如下图）。在类似生长阶段时，中韩的高教普及速度都比日本快得多。把中国的高教入学率曲线向左平移20年大致就和韩国相当。
从上面这些韩国的奇特性可以看出：一方面，韩国乐成跨过中等收入区间、顺利实现工业升级、高等教育快速普及、跻身进入真正的发达世界，而另一方面，则是极大的竞争压力和不高的生活幸福度。
下面是近年来韩国大学生的三个常用词：
“金勺”（Gold Spoon）：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的富二代。
“地狱朝鲜”（Hell Joseon）：形容韩国是一个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备受挫折的高压力国家。
“N-po世代”：“po”在韩语中是“放弃”的意思。“N-po”最初指的是“3-po”，即放弃3样工具——约会、完婚、生娃。厥后逐渐增加到“延期结业”、“无法就业“、”无法买房“等等......
如上图所示，韩国现在盛行把社会分为4大阶级：
金勺，占人口比例0.1%的顶级权贵。
银勺，占人口比例3%的高收入阶级。
铜勺，占人口比例7.5%，家庭年收入5万到8万美元的中高级劳动者。
土勺，其余普通劳动者。
韩国年轻人对“地狱朝鲜”的吐槽，主要是这几点：
阶级落差大，年轻人看不到翻身的希望。
竞争压力大，需要从小到大一路完美简历才气进入巨头企业。
居住空间小、房价高，在多数会驻足艰难。
最后就是韩国自己的特色——很是严重的品级文化，对尊长、学长、上司的绝对听从。
塞冬此前发过一些先容中国工业升级的文章，中国未来的工业升级路径和韩国会很像，韩国的优势工业也正是我们在追赶的目的。
年轻人口向中心都市集中、平均学历快速提升、统一大市场的巨大内需、下游组装工业链对上游焦点零部件国产化的需求，这是我国工业升级能一连举行的基本面。
以芯片为例，可以感受下中国芯片制造设备投资规模的增速（更多可参见《破局”中国芯“》）。在芯片、液晶、造船等多个韩国领先的支柱工业上，中国都是韩国最强大的追赶者。
与韩国差异的是，中国统一大市场所造就的自主互联网和金融体系，会在中心都市造就出规模庞大的高端服务业岗位。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中心都市和强省会，在未来仍然会保持活力，工业链条向中高端不停延展。同时也会因为前文说过的几大奇特性，而让年轻人的压力更大、婚育率更低。韩国年轻人的诸多逆境也或多或少发生在当下的中国。
分流教育
凭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域，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TFR）最低的三个经济体。2017年，这三个地域的TFR只有日本的80%~85%。
香港的土地问题已众人皆知，被人为控制的土地供应让香港住民的居住条件极为恶劣，这被普遍认为是造成香港住民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下图是香港2009年和2018年的住房价钱对比，在此期间，香港房价涨了2倍多到3倍。现在港岛均价约20万港币/平，九龙16万~17万，新界11万~12万，住宅单元价钱全球顶尖。
香港各地房价2009vs2018，
现在，香港30岁的女性只有3成有孩子，35岁的女性只有一半出头有孩子，40岁的女性仍有凌驾1/3没有子女。
香港各年龄女性有孩率，
相比于香港而言，新加坡的住宅供应情况要好得多。和香港人为控制土地供应差异，新加坡自立国以来就鼎力大举填海，人为扩大生存空间。
新加坡开国时，领土面积580平方公里，现在已增长到710平方公里，并将在2030年到达760平方公里。
新加坡的人口增长也很是迅速。包罗公民和非公民在内，新加坡在2000年时只有400万人，2010年突破500万，现在到达550万，比2000年增长了近4成，并计划在2030年到达近700万。
新加坡的人口增速，比大部门中国多数会更快。
相比之下，香港从2000年到2010年，人口从670万增长到740万，只增长了10%，增速是新加坡的1/4。
下面两图划分是新加坡私人住宅和组屋的价钱指数，以2009年为100，现在划分是150和130左右，涨幅只有香港的一半。
2015年，有82%的新加坡人生活在99年产权的公共住房——组屋里。下面是一个组屋的案例，位置如下：
平均面积从45平米到115平米不等（地毯面积），5-room是典型的三居室，地毯面积110平米，第一个小区贵一些，价钱是60万~70万新加坡元（300万~350万人民币）。换算成修建面积后，每平米大致2万-2.5万元。比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一线都市自制太多，甚至不如中国大陆的许多二线都市。
户型图如下所示：5-room算是较量舒适的三室二厅二卫，更大的3-Gen就是四室三卫了。
新加坡的住房压力远不如香港，也比许多中国大陆多数会更低，为何生育率仍然全球垫底？
对于新加坡的婚育压力，许多人将其归罪于残酷的分流教育，感受下新加坡教育系统图。
新加坡自立国以来就有很强的危机感，李光耀一直强调精英主义的教育理念，希望把新加坡的儿童培养成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力，新加坡财政的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约20%（中国是15%）。
1978年，李光耀推动建设了一个教育研究小组，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新加坡中小学应该因材施教，从小对学生举行分流，把天才儿童和落伍儿童分班教学、区别看待。从1980年开始，新加坡学生会在三年级末和小升初时通过考试举行分流。
小升初时学生们会凭据效果被分配到直通（不用中考、初高中连读）、特快、快速、普通学术、普通技术等几条通道。在很小年龄就被分配好了未来的社会角色。
1984年又启动了GEP（gifted education program），天才教育计划，约1%能通过判定的学生能进入天才班，接受更高阶的教育。
精英化教育让新加坡学生的学业体现一直很是优异，在著名的PISA测试中，新加坡经常压倒一切——整体上东亚发达地域都很是优秀，反映了东亚群众对教育高投入的传统。
凌驾90%的新加坡学生需要上课外补课班，优质补课班需要提前1年~3年排队期待，知名补课老师年收入可以到达百万新币（500万人民币）以上。
猛烈的教育军备竞赛和过早决议子女未来所带来的焦虑，是新加坡群众不愿意生育的重要因素。
新加坡总理府的婚育视察讲明，新加坡怙恃不愿意要小孩或者不愿意要更多小孩的top2原因划分是：经济开销大（61%），在新加坡养娃压力太大（56%）。
有个新加坡纪录片叫《无关阶级》（Regardless of Class），先容了新加坡的阶级差距问题。下面是一些视频截图。
片中采访了差异分流渠道的学生，看看家长和自己对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首先是3位可以免去中考、直接加入高考的“直升项目”（IP）优秀学生：
学生A：“希望以后能进入大学读政治或者执法，未来从事外交相关事情。”
学生B：“怙恃希望我每科都拿到‘A’。我希望至少能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NUS），要是能留学的话就更好。”
学生C：“我文科较量好，母亲很是坚定地希望我未来能学执法。如果有一门作业只拿到‘A2’我会较量失望。”
然后是两位被分流到“普通（技术）蹊径”（NT）的“差生”。
学生D：“我从月朔就开始挂科，怙恃只希望我每科及格就行，并不期待我考出好效果。”
接下来是被分流到“普通（学术）蹊径”（NA）的中等生，他谈到学校快慢班之间的同学关系：
“我基本反面快班（Express Stream）的学生一起玩，因为快班的学生多数瞧不起我们。他们以为我们较量笨，不怎么和我们说话。”
“有个女生更是太过，她对我说：‘你是来自NA的，你较量笨。’那会儿我刚升月朔，之后我在学校就不怎么说话了”。
读IP项目的优秀学生A说：“学校让我们加入的种种课外运动，通常都是由快班和IP项目的同学组成，NA和NT的同学时机较少。让我和NA、NT项目的同学交朋友，难度是会较量大的。”
NT项目的“差生”E说：“快班的勤学生们并没有对我们欠好，他们只是无视我们，似乎以为我们不存在。”
优秀生A认为：“我小我私家以为混淆班的建议可能对缩小差距并不是很是有效，这甚至可能让差距拉大。因为这些学生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应付，并导致完全放弃自己。”
两位来自NT的“差生”说：“其实挺尴尬的，有时候感受他们说话的方式都和我们纷歧样，他们说话的方式和我们说话的方式，让人以为他们是上层阶级，而我们不是。”
简直，如“差生”们所言，光从这段简短的访谈中就可以看出，IP流的学生在英语庞大句式和高等词汇的使用上，就比NA、NT流的学生要好得多。差异阶级的学生生长在差异的家庭情况中，原生家庭带来的视野和能力差距就足够巨大。
新加坡的教育部门认为，分流教育让差异资质的学生能更合理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模式、让教育的效率和针对性更高。无论是各条理的入学比例，照旧种种国际教育评估测试指标，新加坡的数字都是亮眼的，这说明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很乐成。
对于新加坡的教育制度，海内教育圈的许多研究也多数持正面评价。已往二三十年，新加坡包罗教育制度在内的许多探索，也是中国学习的目的。
虽然了，我国的基础教育还没有像新加坡这样官方的、系统性的、很是早的多次分流体系。更多的是随着阶级差异拉开而逐渐形成的半市场化潜移默化分流，每个地方的情况也都不大一样——学区房、课外培训、点招选拔、分班教学、勉励职业教育等等。
无论是新加坡这样的官方分流，照旧自发式分流，都市带来高昂的教育竞争成本。凭据汇丰银行的一份陈诉，香港地域和新加坡是全球子女教育投入top3的经济体，远高于欧美一流发达世界。
阶级落差太大，几千块的社会平均收入是不行接受的，与其生出高风险上职高的小孩，还不如不生，或者只生一个精致化培养——这是东亚发达都市中产家长们的常见心态。就像一个赌徒，如果很早就知道自己一定要输，那可能就不进赌场了，或者少玩几把。
最后就形成了家庭把资源集中在少量孩子身上，以试图挤入知名学校。而top大学结业生薪资最高的出路之一就是去课外培训班当老师，继续“传销式”的培养新一批用户。
小结
最后对本文做一个简朴的总结：
1. 我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水平比1990年的日本更严重一些，未来的生育率下降速度也会比日本的类似阶段更快。
2. 在研究我国的婚育问题时，需要思量到”统一大市场“这个重要变量。它会让马太效应更严重，多数会吸引力更强。再配合上我国巨额转移支付和多数会土地约束，多数会年轻人的婚育难度会更大。
3. 大市场形成的特多数会超高收入行业和转移支付形成的落伍地域高收入体制内岗位，让人们对“高级打工权”的竞争压力加大，让教育军备竞赛更严重。这是第二个重要变量。
4. 中国是全球高等教育普及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一方面显著提升了我国的人力资源质量，另一方面也会让我们的晚婚晚育、不婚不育历程走得更快。这是第三个重要变量。
5. 统一大市场+高教快速普及，为我国的多数会提供了富足的、高质量年轻人力资源，我国的工业升级仍将继续，但多数会是高压力、高压抑的——参考韩国类似阶段。
6. 土地约束和教育压力可以参考香港和新加坡。无论是否愿意，年轻一代在都市和多数会的比重都在显著提高。如何让他们更容易地在事情地定居、放心地完婚和生娃，将决议我国未来生育率的基本面。科学地明确人口、资源和信息流动的客观纪律，更合理地举行资源分配，更多地将统一大市场的正面意义发挥出来，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偏向。
7. 虽然中国是全球少少有的“未富足低出生率”国家，而由于婚育压力的普世性基本纪律和我国独占的一些特点，我们的少子化速度会更快。但我们的工业升级仍将继续，经济生长仍有潜力，太过灰心也是没须要的。
都市化、多数会化、经济生长、学历提升、竞争加剧、多数会高房价、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对阶级跃升的渴望、对阶级下降的担忧......等等这些导致婚育意愿下降的因素，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不是中国独占的。
但中国会有一些特点，让这一历程加速。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客观地认清这些特点，相识事物生长的基本纪律，顺势而为而不是逆纪律而行。
中国的人均GDP还差一点才到1万美元，但由于城镇化和高教普及，新一代年轻人大比例向上流动。居住在人均GDP1.5万~2.5万美元都市市区（强地级市、强省会、一二线都市）的年轻人比例是较量高的。
这些生育的主力军，他们所处的经济生长阶段、所接受到的价值看法，总体上大幅凌驾平均人群，已经不亚于10年~20年前的韩国/台湾地域、甚至日本/新加坡/香港地域。因此，相识周边发达社会极低生育率是怎样形成的，很有须要。
而基于以上分析和预测，我们会很快见识到新一代年轻人自身数量少+超低出生意愿对出生数字带来的巨大影响。
未来两年，我们将迎来新一轮人口普查、十四五计划和多规合一，而人口趋势是我国种种计划所强依赖的基础数据。只有对未来的人口走势有客观的判断，才气在这样一个麋集窗口期内作出正确的计划。
人口流出地域高估人口，寻求更多土地指标和牢靠资产投资，人口流入地域低估人口，限制土地指标和公共资源供应——这种传统老套路，难以再继续下去了。对客观纪律的不信、不听、不管，会让情况恶化。
虽然基本趋势难以基础逆转，但排除影响生育的障碍、减缓少子化的速度，是个迫在眉睫的需求。近年来各人对人口危机已越来越有共识，对少子化泉源的分析也日渐明晰，现在需要的就是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相识新一代年轻人的想法、明确他们的诉求、为一线缔造价值的年轻人减压。
希望我们能迎来这样的未来。